汉墓帛画·艺术珍宝
我国迄今为止共出土24幅帛画，其中就有20幅出于汉墓(其余4幅出于楚墓),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最具代表性。汉代的绘画，形象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补充了汉代绘画史上的空缺。过去研究汉代的绘画，除了出土的壁画之外，只能从画像石、画像砖及一些漆器的纹饰来考察。帛画的出土，使现代人能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汉代绘画的创作情況。其表现上的显著特点为：凡画中画有墓主的作品，都是写实的。画中的墓主肖像，均为侧面，且形象突出。它的表现手法，承袭了战国的绘画传统，由此可见，战国帛画和铜器上的镶嵌画像，为秦汉绘画开辟了道路，汉代绘画在这样的传统基础上得到革新、发展，使之成为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造型美术，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奠基搭架”的重要时期，为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绘画的发展，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
马王堆汉墓帛画于~年先后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1、3号汉墓，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汉代最早的独幅绘画作品，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些帛画的创作时间是西汉初年的文帝时期，在出土之前，它们已经伴随墓主人在地底沉睡了近年。墓主人是当时的长沙国丞相软侯利苍之妻辛追。帛画共5幅，其中1号墓1幅，3号墓4幅，马王堆帛画的出土填补了汉代早期织物绘画实例的空白，也表明吸收先秦，主要是楚国的艺术内涵、风格和形象模式是此期绘画的特点。
1号墓出土的帛画呈T字形，上宽92厘米，下宽47.7厘米，全长厘米，画面完整，形象清晰。自上而下分段描绘了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象，其中包括许多代表祥瑞的图案，有6条龙、3只虎、3只鹿、1只凤和1个仙人。上段顶端正中有一人首蛇身像，鹤立其左右，可能是大神烛龙；画的左上部有内立金鸟的太阳，它的下方是翼龙、扶桑和8个较小的红圆点，与古代十日神话接近；相对的右上部描绘了一女子飞翔仰身撃托一弯新月，月牙拱围着蟾蜍与玉兔，其下有翼龙与云气，体现三界神(物)对墓主人的眷顾，应是墓主人魂归幽冥平稳通往阴间的场景。人首蛇身像下方有骑兽怪物与悬铎(铃),铎下并立对称的门状物，两豹攀腾其上，两人拱手对坐，这描绘的是天门之景。中段的华盖与翼鸟之下，是一位挂杖缓行的老妇人侧面像，其前有两人跪迎，后有3个侍女随从，根据服饰、发饰特点，并对照出土的女尸，可能是墓主人形象。下段有两条穿璧相环的长龙，玉璧上下有对称的豹与人首鸟身像，玉壁系着张扬的帷幔和大块玉璜；玉璜之下是摆着鼎、壶和成疊耳杯的场面，两侧共有7人伫立，是为祭祀墓主而设的供筵。这个场面由站在互绕的两条巨鲸上的裸身力士撃托着，长蛇、大龟、鸱、羊状怪兽分布周围。
这幅帛画除了可供人研究当时的丧葬制度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为它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绘画水平。帛画中数量可观的人物提供了早期绘画人物造型的特点：头部在人体比例中较大，对墓主人全侧面的刻画有助于显现其形象特征，带有肖像画的性质；线条是全部画作的基本造型手段，粗细变化之中流畅致韵；着色方法主要是勾线后平涂，部分使用了渲染，少量形象直接用色彩画成；画面以朱红、土红、暖褐为基调，石青、藤黄、白粉等丰富色彩的运用服从于统一的色调，产生了诡异、华丽、热烈的效果。另外，观念和想象中的景物融入理性的构成，这在T字形帛画上尤其明显。复杂的个体形象经整体安排，既灵活舒散，又循序合理。画上段两条翼龙的向内动态，紧凑地牵领着这一华采部分；中段两条穿璧长龙呈H状，龙首部分为墓主及其随从在这个画面中心间隔出硫朗的空间，使墓主形象在以密为主的画面上突出醒目，龙尾部分将下段众多形象合拢，并促成境界的自然过渡。以4条龙为构图取势，全画上下呈“开合”节奏，左右呈均衡变化，形象相互以动静对照，达到二维平面绘画风格的高度水平。
帛画展示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我们可以通过这幅帛画来了解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和生命观。日月同辉，天神居于正中，龙、虎、鸟、鱼等各种生物与人同在，体现了当时人们宏大的宇宙观。帛画通过天界、人间、地府三个空间的展示将墓主人“由生入死”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死后未知世界的想象，体现了人们的生命观。整幅帛画的寓意就是墓主人在各种神兽和祥瑞的保护下穿越死亡，进入永恒的不死之境。由此可见，帛画上的这些图像是把神话和巫术作为艺术内容和审美对象，突出地反映了古人祈求灵魂不死，肉体不灭，羽化升天的神仙信仰观念。这种观念和审美理想又通过天上与人间的统一，生命与死亡的统一来实现，使死亡这一恐怖的自然现实通过想象变成可近的社会理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初人们追求长生的思想，其实是对人间生活的留恋和对生命的热爱，可以说这是“重生”观念的体现之一。因此，从这幅帛画可以看出汉初贵族注重长生，求永生的观念。这种重死厚葬的死亡文化，恰恰正是汉初人们热爱生活、看重生命的生命美学理念的体现。
3号墓共出土四幅帛画。一幅是覆盖在内棺上的T字形帛画，两幅张挂于棺室的东西两壁，另一幅则藏在东边箱出土的57号长方形漆奁内。其中的T字形帛画与1号墓出土的帛画在尺す、形制、内容上都很相近。该画通长厘米，上部宽厘米，下部宽50厘米。从线描图来看，整幅画面也分地下、人间、天国三大部分。地下画着一个巨人，脚踏两条大，双手托举大地。人间仍设“虚”、“实”二界。大地之上，布置祭祀场面，8个女子在作祈祷，宴飨死者。其上，则是墓主入出行升天活动。墓主人面部部分破损，头戴顶作尾的刘氏冠，身着朱领紫色长袍，腰间佩剑，袖手徐步似向左行进，可以确认为男性。左侧有三个男子相迎，右侧有六个女子侍从相随。墓主人身后有一待从张举华盖，一侍从手持长矛，矛下系有缨结，后面还有四个女子并列随从。正中有人首蛇身之类的神灵，其下悬挂大锋，并有司锋。其右上角有圆日、扶桑，日中画一金鸟，井绘一腾空飞舞的上身赤棵的奔日男子。左上角有新月、和玉免。但月下无仙女，似不是在表现“奔月”这一故事。日月之间布满了星辰。天国部分在此画中占据比例较大，具有突出地位，不仅包霍了整个横幅，而目还下垂到直幅部分，占据了整画面的五分之三。该画虽然比1号墓出土的常画保存程度差，但相比1号墓出土的帛画制作年代更在前，此幅帛画具有画幅稍大、图像与内涵更为丰富等不可忽略的特征。
发现于3号墓棺室西壁的帛画长厘米，宽94厘米，其内容与铭旌不同，着重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面，描绘了盛大的车马仪仗场面，别具一番风采，因此被定名为《车马仪仗图》。左上方绘有两列队伍，表现墓主人在武士及属吏的簇拥下正向右方行进的场面，墓主人居上面一列的最前方，他头戴高冠，身着长袍，腰配长剑，置身于伞下，气宇轩昂，身后除1人举伞外，亦有随侍16位身着红、白、黄、黑等不同颜色服装的持戈属吏；下面一列由30位持盾武士组成，队列整齐，威武雄壮。右上方表现车乘队列，车乘共4列，每列由约10辆4马携拉的车组成，车马浩荡，姿态各异。右下方绘有余人组成的4排方阵，除最上排为40人外，余皆24人；上下两排垂手肃立，左、右两排手持长矛；阵中绘击鼓及鸣、场面。右下方14列纵列，百余位骑兵，他们皆向上面朝主人。因帛画所绘的形象大多为武土及车骑，故可能是墓主人生前领兵出征或凯旋时的写照，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表现的是社、耕祠等方面的内容。其场面虽十分浩大，人物众多，但均面朝墓主人，中心突出，主题鮮明，和西汉中期以后的墓室壁画中的车马仪仗图等较为接近。
同一棺室东壁也有大小与西壁相同的一幅帛画，因破损严重难辨全貌，根据残片中的建筑、车骑和妇女划船等形象，推测描绘的是墓主的家居生活。3号墓出土的另一幅帛画为西汉早期作品，长约厘米，高约50厘米。此画出土时残缺严重，经过拼复共有44幅小型全身导引图，从上到下分四层排列，每层各绘11帽人物图，人物高9-12厘米，男女老幼均有，有的着长袍，有的穿短裙、短裤，甚至有裸背的。所有的人物动态均是当时称为“导引”的健身动作，除个别人像手拿器物外，其他都做徒手操练，屈体、伸肢、跳跃、回旋，姿态各异，十分生动。图旁注有术式名，部分文字可辨，包括描述运动的姿态、说明动作是仿哪种动物的动态、说明运动所针对的病症等。这幅《导引图》出土后闻名于世，也引起医学界和体育界的高度重视，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一幅健身图谱。它填补了我国医学史和体育史在奏汉时期有关导引庁法的一段重要空白。
马王堆汉墓帛画体现了汉代的绘画技巧。在色彩上以赤、黑两色为主，间以其他色。这无论是从同时期的墓室壁画、帛画、画像石、漆画、陶器画等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据当代画家刘炳森《临马王堆画的点滴体会》中说，帛画“先用淡圆起稿，然后设色，最后是勾线”。设色丰富鲜艳，其中主要顺色可归纳为矿物色、植物色、动物色。矿物色包括朱砂、土红、银粉，植物色包括青墨和藤黄，还有动物的给粉，帛画色彩以矿物质为主要原料，朱砂在全幅的色彩中居于首要地位。相对于先奏时期的《龙凤仕女图》和《人物御龙图》,马王堆汉墓帛画在用线上更有所发展。其线如丝，精匀而刚，当初起稿的极淡墨线仍绰约可见，分明是先用淡墨起稿，然后设色，最后勾墨线。个别地方偶然有颜色敗于墨线之上的情况，应是画工先基本画定，最后进行整理的痕迹。用墨的浓淡干湿虽然不太明显，用笔的轻重缓急却是十分清楚，这正是重彩画的特点。汉代帛画对人物的刻画，虽不免带有前期绘画的简略、朴拙特点，但能够掌握要点。如“烛龙”头型的奇特，显示出人首蛇身成为神话中可敬畏的人物；阙内对坐的天人上身前倾，仿佛正在交谈并有所期待；墓主人头向前勾，背驼，扶杖而行，这是上了年纪的贵族夫人神态；侍从们面部描线虽简，却能看出不同的脸型。这些形象已较前代的画有了明显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