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博物馆ldquo湘江北去长沙 [复制链接]

长沙，一座由星辰而得名的城市。20万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生息繁衍。经商周南征，楚人经略，汉廷分封，唐宋繁华，至清初定为湖南中枢，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亦如星汉闪耀着璀璨光芒。

　　长沙，一座以山水而形胜的城市。拜造化之赐，浏阳河绕东，岳麓山屏西，一曲湘流南来涌，多彩橘洲江心卧。山水洲城，融为一体。历代积淀而成的城市格局，彰显出长沙独特的气质。

　　长沙，一座因文运而昌盛的城市。屈贾以降，群贤纷至，名宿云集，人才辈出。膺“屈贾之乡、潇湘洙泗”的美誉，扬“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之况境。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湖湘文化，造就了长沙“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情怀。“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带您领略长沙的过往。

一级文物，年长沙县南圫乡大塘遗址出土。卷唇，直口鼓腹，颈肩处饰对称双穿耳。夹砂*白陶，器表施白色陶衣，上施褐色彩绘。口至颈肩部依次彩绘干栏式建筑纹、水波纹、植物纹；耳部彩绘方格纹和花瓣纹；腹部彩绘四组凤鸟树冠纹，凤鸟高冠长尾，昂首朝阳，嘴衔叶穗。彩绘图案构思奇巧，线条流畅，富于写实，反映了长沙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件彩陶罐用材讲究，制作精美，表明它和其他陶器的实用功能不同，很可能是从事宗教仪式时祭司或首领专用的祭器。

年浏阳市柏嘉乡柏嘉村出土。钲部饰以截面为半圆形的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兽的两眼为浮雕的青蛙，蛙身饰阴线云雷纹，蹲踞昂首，作跳跃状。甬中部起旋，旋上有对称的乳钉纹。钲部边缘及甬部填饰云雷纹。青蛙为南方水生动物，此铙以蛙纹作装饰，具有典型的南方青铜器风格。

年宁乡县回龙铺乡洋泉河出土。盛酒器。通体碧绿，隆盖，垂腹，矮圈足。盖顶铸有六瓣花蕾形捉手，盖两侧挑出双角，颈部纵向设置提梁。全器以细密的阴线云纹作地，盖面饰兽面纹，盖沿及颈部、圈足饰夔龙纹，腹部浮雕大兽面，兽面双目巨大夸张。盖、腹、圈足饰有四道扉棱。整器造型独特，纹饰精美，体现了商代高超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征集件，一级文物。长胡三穿，援身较长，稍向上翘，中脊突出。前锋作宽大的三角形，内饰勾边双线纹。铭文位于穿侧胡部，为阴刻篆书，竖排6字“缪叔义行之用”。“缪”亦通“鄝”，“缪叔”为战国时期楚国境内的鄝人首领。鄝国被灭亡后举国迁入楚国，楚置鄝县。根据包山楚简的记载，楚鄝县的位置在今河南固始县境内。

一级文物，年长沙市长岭有机化工厂7号墓出土。容器。子母口，弧腹，圈足。盒盖隆起，顶部稍平，上立四兽形环钮。口沿外侧对称各饰一兽衔环铺首。通体饰错银卷云纹、变体龙凤纹。纹饰繁复精美，线条流畅，制作精细。

征集件。此件为灯，或有柄香炉，尾部上翘如凤尾，尾部上翘呈凤尾状，坠有六颗铜铃铛（最上面有个环是空的，可能原来是七颗）。看它的设计和个头，下方可能有支架。

年长沙市*泥坑2号墓出土。透闪石软玉，青色，呈扁平半圆状。下部边沿位置为同身双首龙，弧形龙身遍饰谷纹，两端雕有龙首，龙身中间有一圆形穿孔，用以吊系佩挂。龙身之上另雕琢两条盘曲的夔龙，作回首顾盼状。双龙以减地手法雕琢，显得尤为立体生动，周身以细阴刻线刻划卷云纹和方格纹，具有典型的战国玉器风格。

年长沙*泥坑统战指挥部四号墓出土，该环鸡血红色，色彩斑斓、光泽柔亮。肉部中间厚、四周薄，器形规矩，打磨光洁，应为战国时期玉组佩的构件之一。古人以玛瑙制作的环、块、璜等配饰，是与带钩组合使用的束带用具，最早出现于史前文化时期，流行于东周时期各国诸侯与贵族之间，也称“带环”。鸡血玛瑙是玛瑙中比较珍贵的品种，出土也比较少。

高0.9、直径1.3厘米，年出土于长沙市复兴街3号墓。印体呈半球状，印面阴刻篆文“闵都君印”四字，为西汉长沙国闵姓某贵族的私人印信。该印制作精巧，刻工细腻，文字布局合理，书法精美，是国内发现的汉印中所少见，也是迄今发现的为数不多的金质私印的上品，它对于研究汉代长沙地区的丧葬制度和习俗具有重要的价值。

金质龟钮，方形，边长2.2厘米，重90克。印面阴刻篆文“长沙王玺”四字，书法朴实大方，钮龟俯卧盘距于印台之上，龟腹下有圆穿以系绶带。

直径19.2厘米，厚0.7厘米，年长沙市咸嘉湖陡壁山1号墓出土。该青白色玉璧双面纹饰相同，近外缘和好部0.7厘米处，各勾勒一周阴线，内外阴线之间满饰均匀的蒲纹。体量较大，选料极精，工艺上乘，可谓汉代玉器的精品，令人称奇，反映了西汉玉器制造工艺的高超。（蒲纹是在谷纹造型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新型纹饰，是战国和汉代玉石器纹饰的始兴风尚。蒲纹，即由三组不同方向的平行线交叉组织，用浅而宽的横线或斜线把玉器表面分割成近乎蜂房排列的六角形，近似蒲席的纹样。）

这么一件堪称“蓝色妖姬”的尤物，实在是美得令人心醉！它不同于其他出土玉器“灰头土脸”的模样，就算是深埋地下千年，依然从被发现的第一秒钟开始，就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幽蓝色”。断径8.1、边宽1.2厘米，年长沙市陡壁山咸嘉湖1号墓出土。玻璃质地，透光，素面无纹，表面有黑褐色自然斑块，与自身的深蓝色相映衬，更显高贵神秘、色彩斑斓。玻璃古时有“琉琳”、“陆离”、“琉璃”之称，到了汉代玻璃器已经具有鲜明的特色，制作水平虽已相当成熟，但是冶炼技术却掌握在皇室贵族们的手中，一直秘不外传。

直径8.5厘米，肉2.7厘米，厚0.3厘米，年长沙市咸嘉湖陡壁山1号墓出土。玉环，本为古玉器的一种，为一种圆形而中间有孔的玉器，形状与镯类似，其孔径大于边缘，也有与边缘相等的。与此器近似的还有玉璧、玉瑗。玉环流行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期直至明清。《尔雅?释器》中指出：“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郭璞注：“肉，边；好，孔。”邢禹疏：“肉，边也，好，孔也，边大倍于孔者名璧，孔大而边小者名瑗，边、孔适等若一者名环。”汉代玉环多用于成组佩玉的中部，直径较小，环表面饰典型的汉代纹饰，比如勾云纹、螭纹等。

南朝宋元嘉十年(公元年)徐副买地券一方，是年夏，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县麻林桥发现的。经查询，是开荒时从一砖墓中出土，墓坑现已平毁，伴随出土了一些青瓷器，仅保存青瓷三足砚一件。徐副买地券是一平板青石镌刻而成，长33，宽26，厚近2厘米，券文直书17行，满行25至36字不等，全文字，无一泐损，通篇可释，是现知南朝买地券中文字最为完整的一方，字体真书略带隶意，文后有一图形，应为符箓。

滴水于砚的器具，故名。又称“水滴”，水盂的一种，是很受文人喜爱的一种文房用具。据《饮流斋说瓷》记载：“水滴象形者，其制甚古，蟾滴，由来久矣。古者以铜，后世以瓷。”蟾蜍虽是五*之一，但民间认为其可以辟邪纳福，而文人以蟾蜍为文房用具则还有“蟾宫折桂”的美好寓意。陆游《晨起》诗云：“老尚贪书课，黎明即下床。不惊天乍冷，更觉意差强。蟾滴初添水，螭炉旋炷香。浮生又一日，开卷就窗光。”

彩云易散琉璃脆，冰瓷金缕胜琉璃。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其年代为唐中晚期，年出土于长沙市区东牌楼建设工地。经幢通高71.6厘米，石质，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为摩尼宝珠塔刹和八角攒尖幢顶。中部为八面体石柱，高三十厘米，每面宽6.2厘米，表面用墨涂黑，楷书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语部分。下部饰有浮雕图案的八面体底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讲述在佛陀时代一位叫善住的天人，将受七度畜生恶道之苦，帝释天怜悯其业因，于是到佛陀那恳请佛陀救济善住天人，佛陀就他们宣说尊胜陀罗尼经及持诵功德。此经其主要有三大功用，“灭恶业、离地狱、增福寿”。经文中提到若人能手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高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只要身体沾到从幢上落下的灰尘，或是被经幢的影子映在身上，便可得到加持，不受恶道之苦。唐代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流行而发展出石经幢之形制，也也衍生出其他经咒的经幢。

一级文物，年望城区铜官镇都司坡出土。口呈四出海棠花形，俯视似花瓣绽放。腹壁弧曲内收，高圈足外撇，底部内凹。杯心压印一朵莲花，花瓣均匀饱满。杯内满施青釉，外部口沿施绿釉，釉色滋润晶亮。海棠杯器型来源于金银器，由波斯等地传入中土，南北瓷窑均有烧造，为唐代流行的器型之一。

一级文物，年望城区书堂乡廖家坡出土。圆唇，浅腹折收，矮圈足。盘心作圆形露胎，以褐彩楷书“鸟飞平无近远，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四句诗文。原诗为唐代诗人刘长卿所作《苕溪梁耿别后见寄》。长沙窑瓷器上题写的诗歌部分为唐代著名诗人的作品，此为其中之一。

青铜之冠——象纹大铜铙，年宁乡县月山铺乡转耳仑出土。通高.5厘米，重.5千克。器身呈褐绿色，钲部作合瓦形，上宽下窄，甬星圆管状，与钲腔相通。钲面饰有以粗线条组成的兽面纹，左右两侧对称，半浮雕两眼略微凸出，上刻云雷纹。燧部浅浮雕一对相向站立的大象，钲之周边、甬部满饰有云雷纹。形体高大，气势恢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商代铜铙中最大的一件。

镦是矛戟柄末的金属套，平底的是镦，尖底的是鐏。

征集件。由于长年深埋地下，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产生钙化现象，使玉器完全呈现鸡骨白色。该饰件以松鹿、山石为表现题材，具有金代“秋山玉”的典型特征。

年长沙市征集，分前、后、顶、底四部分。前片作半圆花瓣形，与底座肩插套合，表面錾刻缠枝牡丹花纹，中间缀饰一颗火焰宝珠，珠上刻一“日”字，左右两侧各缀一行龙。后片与底座焊接相连，下部镂空并錾刻缠枝牡丹花纹。顶片呈圆形，錾刻缠枝牡丹花纹和曲点纹。器形小巧，玲珑精致。此冠据传早年出土于长沙县跳马涧，或与明藩王有关。

年长沙市火把山2号墓出土。霞帔是古代妇女的披服，坠子为垂于霞帔下端的装饰品。此坠呈悬胆形，双面镂空透雕，中心主体花纹为双龙戏珠，周边刻有点珠纹、缠枝花卉纹，上端穿一小孔以系带。整器系用两块金片镂雕加工后锤揲镶嵌而成。制作精细，造型新颖，纹饰风格具有北方草原民族的特征，是元代金银器的精品之作。